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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鱉電影網

發布時間: 2024-05-10 14:18:33

❶ 電視劇《紅高梁》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紅高粱》中篇小說,原載《人民文學》1986年第三期。電影伴讀中國文學文庫。電影解讀文學,文學詮釋電影。

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趕跑劫匪的轎夫余占鰲所吸引。三天後新娘回門,與余占鰲在紅高粱地里激情相愛。新婚丈夫被人殺死,新娘勇敢地主持了釀酒廠。在趕走其他土匪之後,余占鰲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噴香的好酒。9年後,日軍強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並將羅漢大爺剝皮示眾。余占鰲帶領鄉人報復日軍,鄉人們全死了。痴呆的余占鰲,站在女店主的屍體旁,放聲高歌

《紅高粱》的敘述沿兩條線展開,主線是土匪頭子「我爺爺」余占鰲率領的武裝伏擊日本汽車隊,輔線是在這次戰爭發生之前發生的余占鰲與「我奶奶」戴鳳蓮之間的愛情故事。

小說對題材的處理體現出對傳統小說敘事的叛逆,是以追憶的姿態講述的故事。在莫言的藝術世界裡,蘊含著中國農民的生命觀、歷史觀、乃至時空觀。

《紅高粱》的敘事策略和語言方式追求強烈的陌生化效果,小說的展開是由感覺引導,情緒推動。

小說在敘事人稱上,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疊合在一起。在語言運用上,《紅高粱》追求一種富有力度的表達,一切都服從主題的自由創造和審美快感。重視感覺,大膽運用豐富的比喻、誇張、通感,還有對於語言色澤的選擇和氣勢的營造。

《紅高粱》敘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這不是主要的。作為這篇小說精神主體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對帶著原始野性、質朴強悍的生命力的贊美,對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這種生命意識使那個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紅高粱,就是這種生命意識的總體象徵。它可以稱之為《紅高粱》的「生命圖騰」。小說用這樣充滿激情的語言描寫紅高粱,賦予紅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盪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雲的紫紅色影子」;「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顯然,小說中的紅高粱決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與賦予紅高粱偉大的生命相對應,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活劇的英雄;也總是伴隨著紅高粱,或者與紅高粱融為一體。余占鰲和戴鳳蓮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聖的結合,戴鳳蓮又是在高粱地里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小說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紅高粱般充實」。余大牙帶著高密東北鄉人應有的英雄氣概坦然赴死的時候,放聲高唱的是「高粱紅了」,任副官在槍聲中、子彈下坦然前行的時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調也是「高粱紅了」。在這種描寫中,人與高粱獲得了同一種品格。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小說中的極端表現形式,就是用冷靜乃至審美的態度來描繪生命的痛苦與毀滅——比如劉羅漢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剝了皮,戴鳳蓮讓余占鰲和冷支隊長喝下摻了羅漢大爺鮮血的酒,隊員們那慘烈的死亡,等等。因為人只有置身於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臨死亡的時候,才能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存在。這種描繪一方面強化了生命意識,同時也使小說呈現出新奇、殘酷的美。小說對於強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時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倫理評價。余占鱉與戴鳳蓮野合,為了佔有戴鳳蓮將單家父子殺死,這以中國傳統的倫理尺度來評價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對此作了肯定性描寫。即使是對余大牙這個貪財好色的人,作家也贊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氣概。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個特殊角色——「我」的誕生。在作品中,「我」不僅是一個敘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於余占鰲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著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對爺爺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與仰嘆。余占鰲等人與「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距離,一種對比。在這種距離與對比中,作家一方面強化了對余占鰲等體現的那種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對那種生命力在今天的人們身上已經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說中「我」才慨嘆:「先輩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後輩能比」。從藝術的角度看,小說打亂時空結構的意識流式的敘述方式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鑒馬爾克斯等人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以奇特的感覺為動力,改變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靜態的變成動態的,把無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使讀者從習以為常的事物中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金色的太陽「齒輪般旋轉」;「殘缺的杏黃色陽光,從濃雲中,嘶叫著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子彈在低空悠閑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發滑過去」;「高粱的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黃黃,它們哈哈大笑,它們號啕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等等。小說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規而顯得十分新奇。例如說死神有著「高粱般深紅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說死騾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陽的曝曬下突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出來」;說「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等等。此外,在敘述過程中,作家有時故意插入一些與總體敘述風格相背離的語言。例如「我」看到母親的小腳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民自由萬歲」;借92歲農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順口溜;引錄一段縣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給作品塗上了一層淡淡的幽默、詼諧的色彩。強烈的生命意識、[2]具有民間傳奇色彩的題材與上述不同藝術手段的融合,使這部中篇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部分章節
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敵人的汽車隊。奶奶披著夾襖,送他們到村頭。余司令說:「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對我父親說:「豆官,聽你乾爹的話。」父親沒吱聲,他看著奶奶高大的身軀。嗅著從奶奶的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涼氣逼人。他打了一個顫,肚子咕嚕嚕響一陣。余司令拍了一下父親的頭,說: 「走,干兒。」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綽綽,隊伍的雜沓腳步聲已響出很遠。父親眼前掛著藍白色的霧幔,擋住了他的視線,只聞隊伍腳步聲,不見隊伍形和影。父親緊緊扯住余司令的衣角,雙腿快速挪動。奶奶像岸愈離愈遠,霧像海水愈近愈洶涌,父親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條船舷。
父親就這樣奔向了聳立在故鄉通紅的高粱地里屬於他的那塊無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墳頭上已經枯草瑟瑟,曾經有一個光屁股的男孩牽著一隻雪白的山羊來到這里,山羊不緊不慢地啃著墳頭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氣沖沖地撒上一泡尿,然後放聲高唱:高粱紅了——日本來了——同胞們准備好——開槍開炮—— 有人說這個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後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於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我的父老鄉親們,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種植。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盪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雲的紫紅色影子。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網,幾十年如一日。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
出村之後,隊伍在一條狹窄的土路上行進,人的腳步聲中夾著路邊碎草的窸窣聲響。霧奇濃,活潑多變。我父親的臉上,無數密集的小水點凝成大顆粒的水珠,他的一撮頭發,粘在頭皮上。從路兩邊高粱地里飄來的幽淡的薄荷氣息和成熟高粱苦澀微甘的氣味,我父親早已聞慣,不新不奇。在這次霧中行軍里,我父親聞到了那種新奇的、黃紅相間的腥甜氣息。
那味道從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隱隱約約地透過來,喚起父親心靈深處一種非常遙遠的記憶